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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温州人四次创业的悲喜人生(二)
来源:劳动报  2006年10月9日
  创办深圳第一家民营地产中介公司

  1991年,摩托车将我拉到巴丁街2号时,我记得正是夏天,巴丁街2号是我一位朋友的住处,我借住在那里,打地铺睡在地板上。

  最痛苦的时候,我时常想起父亲在一船货物被人哄抢一空的时候曾说过的一句话:“别人没有,你有嘛!”父亲泰然处之的淡泊心态影响了我,我慢慢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我图谋东山再起。当然,我只能做老板,象我这种没有什么学历、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人,除了做老板外,不可能打工,打工也没人要。

  来深不久,我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:做租房中介,收取佣金。现在深圳做这种中介的公司很多,而当时很少,除了一家国营的深圳国际房地产咨询公司做这项业务外,没有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。为了生意做得名正言顺,我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立业(香港)房地产开发公司,之所以在香港注册,是因为当时在国内不可能注册到这样的公司。虽然是在香港注册的,但公司实际的业务却是在深圳做租房中介,可算是深圳第一家民营租房中介公司。

  当时,深圳的房租挺高,100平米的租金,要2800左右,租的人也很多,从全国各地涌来的人流都需要有个住处以及办公室,我们生意火暴异常,公司十几个员工,忙得晕头转向。多的时候,公司一天能做十几单,租到房的客户欢天喜地,对我们千恩万谢。不用本金,我几乎是做地收钱,佣金的收取和现在一样,以一个月的租金为标准。

  到了92年春天,我已积累了十几万元,觉得做租房中介不是长久之计,加上做中介的人多起来,我开始炒起楼花。当时炒楼花比较赚钱,一般炒一套楼花,能赚5000-10000元,罗湖的许多小区,我都炒过,最多的是东乐花园,当时我一口气拿到了近30套。一年后,我的资产达到六、七十万。

  那时候,另一个构思在我心中形成:我准备在宝安找一块地皮,盖一个小区,名字就叫“深圳温州小区”,专门卖给温州人。当时深圳还有一个政策,在深圳关外买房就能获得深圳户口,这对温州人应该有吸引力。为了测试构思的可行性,我回到了温州,在《温州日报》上登了个广告。没有想到,前来登记买房的人络绎不绝,有的甚至交出订金,我拒收订金时,他们就说:“我又不是你的亲戚朋友,到时候你房子好卖就会找借口不卖给我们了。”但后来,我的构思并没有完全实现,因为深圳买房给户口的政策取消了。

  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知道,93年6月份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,到处都在盖房,似乎只要盖了房,钱就来了。在得知深圳买房给户口的政策取消后,我们在惠阳找到了一块地,当时正值开发大亚湾,有一个口号是:“你错过了深圳,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?”。惠阳县一家房地厂公司在看了我们一大堆买房资料之后,对我们非常看好,很多实力比我们大得多的房地产公司他们都置之不理,坚决要和我们合作,他们出地,我们建房,利润三七分成。

  我们计划在今天的惠阳市政府的斜对面盖一个26层的大楼,叫“温州大厦”,仍准备卖给温州人。没想到,我们刚打了地基,6月份,中央开始宏观调控,到9月份,银根紧缩,为我们建房的建筑公司本来是垫资做的,这时候贷不到一分钱。我们的“温州大厦”最终成了个烂尾楼。

  尽管我的钱又赔个尽光,但我还不死心,我谋划着可能让我东山再起的一个新机会:当时我发现温州的三轮车牌照一个已炒到5-6万(现在据说有10几万),而在惠阳,基本上不存在炒作,我推测温州的情况不久也会在惠阳重演,就借钱从外地运来了一百多辆三轮车,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,谁知,车子还没落地,就被没收了。

  当时我在深圳,得到一个通知,让我拿10万元去赎回这些三轮车。我的愤怒无以复加:车子没有落地,如果不行,你可以让我将车子拉回去,为什么要将车子没收,向我索取10万元钱?这最后的一击真要令我崩溃,至今我回想起这事,心都在滴血,我这辈子的打击都没有这一次大。当时我真是想不通:做点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?(记者按:记者注意到,林立人在说到这一段时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长久说不出话来。)

  一台BP机蕴藏多少财富我万念俱灰

  1994年,我没做成什么事。到1995年,我连1000元也拿不出来了,生活没有着落,不得不寻求谋生之道。尽管如此,当我在报上看到深圳在招义工时,我还是报名参加了,至今,我已在深圳做了10年的义工在02年授予深圳市五星义工(义工编号:0965),我发现,做义工可以使我心安,对我是一种精神补偿,具体到1995年我个人的处境来说,我太需要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。“送人玫瑰,手留余香”是在深圳义工联学到的人生真谛。

  位于华联大厦对面统建楼的通讯市场,今天很大,已辐射到旁边几个楼,95年我在这里的一个柜台买了一台寻呼机,很便宜,然后,试着在街头贴一个小广告:寻呼机转让。没想到,不到1小时,就有人来买,我赚到了几十块钱。有了这个尝试之后,我就花了200元,在报上登了个分类广告。前前后后,我接到了300多个电话,向我要寻呼机,我再次到统建楼那个柜台拿货,这样,我就做起了寻呼机小买卖。由于我经常向同一个柜台要货,就可以比一般的买主拿到更便宜的货。慢慢的,我和这个柜台的主人赵女士成了朋友。

  不久,我注意到一个现象:越是便宜的寻呼机,需求量越大,而这种便宜的寻呼机,一般都是二手机改频的。我琢磨,要想发财,必须找到二手机的货源,同时,必须找到技术人员,懂得改频。幸运的是,我碰到一个台湾商人,专门在日本收购二手寻呼机,更幸运的是,我又找到了几个懂得改频技术的工程师。有了这两大资源,我不再做零售了,改做批发。我向那个台湾商人购买二手机,再请那几个工程师给我改频,然后,将改装好的寻呼机批发给零售商。我的朋友赵女士,本来是我的供货商,现在我给她供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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